我们终于飞临机场,飞行员开始驾机降落。但是,婉转点儿说,我们又遇上了一个新的麻烦:起落架降不下来,着陆时根本不起作用。于是,飞机在接地的一刹那,发出轰隆一声巨响,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。
这下真够人受的。我的脊棱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,疼得厉害。简直是难以忍受!后来才知道,是一个圆盘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间。我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巴塞罗那。这回又倒了大霉:飞机钻进了雷雨层。到巴塞罗那后,我的伤势进一步恶化,觉得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。也不能动弹。人们把我拾进一家医院。真是碰巧了,我从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经外科专家手中!这家医院的医生约瑟夫&iddot;刘韦特教授,是个极好的人,也是个才华横溢的外科专家。而且医院很有特色,是个合作式医院。周围的居民资助这家医院,而资助者来这儿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费。医院秩序井然,整洁卫生,所有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,每位护士小姐都有一台计算机。
夜间,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,所有的化验室也都工作。他们绘我透视拍片,验血……在30-40分钟内,便完成了全部检查。外科专家对我说:&ot;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立即手术,否则就会瘫痪。您飞不到莫斯科,双腿肯定得完全瘫痪,以后再也不能康复。&ot;院方给我5分钟的考虑时间,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,只问了医生一句话:&ot;我得在这儿躺多长时间?&ot;他很有把握地回答:&ot;手术需3个小时,因为这是难度较大的复杂手术,要在显微镜下做。过一昼夜之后,等全身麻醉的劲儿过去,您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。&ot;我说:&ot;明白了,请做吧!&ot;我虽然不完全明白,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到底得躺多久,但是我却知道我能坚持多久。
手术确实做了大约3个小时。
我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。这里总共有400个病房,都是一人一间,全都一样,没有什么&ot;待护&ot;、&ot;半特护&ot;之分。我躺了一天,睡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,医生就来了,他叫我站起来。我一起身,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。我以为他们会给我副拐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……哪知根本没什么拐杖。只说请您站起来往前走。我悯然若失,莫名其妙,心想,腰上割了个大口子,刀口还没愈合呢!直到现在,这条沿脊椎走向的缝合线还清晰地留在我身上。很难说清他们的作法和医术技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,但最大的区别是:我们国内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是让病人静躺6个月,而这里却让病人站起来走动。
我汗流夹背地站起身,走了几步。当然,医生在旁边保护着我,免得意外摔倒。我终于走到墙跟前,一切都很顺利。还拍了电视片。医生告诉我。让我今天就是来回走一趟,再躺一会儿。就这样,他们强迫我走了3趟,后来再走就不害怕了。
我永远感激这里的所有人‐‐护理员、医生、我的外科专家,还有曾来医院看望过我的卡泰隆行政长官,当然,我指的并不是他一个人,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来看过我,并给我带来了别人转交的东西。从哪儿给我转交这么多的东西?
医生说:&ot;再过一个月,您就可以再打网球啦!不过,请您给我拍封电报,告诉我赢了几分。&ot;
术后第5天,我就飞回了莫斯科。开始是慢慢地、小心翼翼地走,刀口仍时常作痛,但后来就疼得越来越轻。当我重新汀网球时,我真的给医生拍去了电报,后来还不止一次地与他通过电话,再后来我们还见过面……
瞧,不幸和万幸就这样轮流着找上我,就像一会儿是开水,一会儿是冰水一样。
这也是一种锻炼……
告别戈尔巴乔夫
作为&ot;让位&ot;的代价,戈尔巴乔夫所提要求的清单很长,足有满满几大张纸,但实际上全是些物质要求。如相当于总统最后一个月工资的退休金,总统住房,别墅,他自己和妻子的汽车,但主要的是基金会。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楼、原来的社会科学院、交通工具、设备以及警卫队。
戈尔巴乔夫打这种算盘的心理是很明显的:您不是很想避开我吗,那好吧,请慷慨解囊吧。但我极力克制佐自己,用很坚决的语气对他说,我一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共和国首脑会议研究。
在共和国首脑会议上,许多人都赞成完全剥夺前总统的一切特权,只保留我们一个普通退休者应享受的待遇。我却建议为适时退隐的国家首脑开创一个先例,只是不要闹事。于是,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有要求,除了特别过分的之外,几乎都得到了满足。
12月24日,我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见面。会见在他的办公室举行,这是我最后一次进见苏联总统。
这是一次艰难的、长时间的谈话。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,后来连亚历山大&iddot;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也加入了会谈。当然,戈尔巴乔夫知道情况的结局如何,这一切对于他并不意外,早已仔细做好了&ot;让位&ot;的准备。
我从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文件刚一回来,就驱车去找戈尔巴乔夫谈话,并第一次提出让他辞职的问题。我说:&ot;联盟已不复存在,这难道您真的不明白?也没有回头路。因此必须找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。我们已经找到了,相信其他共和国也会支持它。&ot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