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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6章（第2页）

经验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。我曾回答瞿秋白：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，那么多的同志

牺牲了生命，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？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，就是不幸中的

大幸了。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，随时提出意见，供中央参考。他虽表示赞成，但事实上他并

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，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，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。

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。他回到上海以后，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；遵奉

共产国际的指示，反对机会主义。同时，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。他逃避了

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，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，都需要由他去安排；因

此，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，不仅没有受到处罚，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，主

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。李立三则相形见绌，仍被搁置在那里，听候分派工作。

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，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。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

昌暴动中共任艰巨，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，有点过意不去。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

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。我在情不可却之下，答应帮他的忙。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

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，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。他的太太却

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。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，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，邓

演达、章伯钧等人，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。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，故

向周恩来说：&ldo;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。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，也住在那里，是具有危险性

的。&rdo;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&ldo;摆脱机会主义，大胆提拔新干部&rdo;这个观念的影响，并未接受

我的建议。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，以后也就不愿去了。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

之下，参加过的唯一工作。

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，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，是错误而极有害的。我并不

在原则上反对暴动，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，不能轻举妄动；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，而不

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。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，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，任何行为

离开了暴动，就好像是机会主义。这样，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&ldo;儿戏暴动&rdo;、&ldo;强迫暴动&rdo;、

&ldo;命令暴动&rdo;的道路上。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，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，如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