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。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,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。
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,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,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,只轻轻
答辩说,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,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。
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,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,更要广泛
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。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,分清先后缓急,目前暂
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。会后,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,认为现
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,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。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,在当
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。
过了几天,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,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,他从上海锻羽而
来,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,是十分痛心的。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,纷
至沓来,猬集于他的一身;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,使他更多一层苦闷。
他对同志们的责难,如指他缺乏警觉性,预防无方,领导无能,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
辩,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,但又力不从心,奇迹没有从天而降。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
虑,勤劳工作,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。
我鉴于时局的严重,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,曾企图冲淡他
心情的懊丧,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,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。
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,中央不能辞其咎,譬如,上海的&ldo;四一二&rdo;事变中,中央确
是缺乏警觉,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,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。他指出
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,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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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回忆》第二册
成。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,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。陈先生接着表示,事态发展
到了现在,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。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,那就只有维持
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,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。如果我们违反共产国际的意旨,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