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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孙中山（第1页）

百年回望：孙中山的伟大征程与时代价值

一、孙中山的生平与时代背景

1．时代风云：晚清的内忧外患

晚清时期，中国犹如一艘在狂风暴雨中飘摇的巨轮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。政治上的腐败不堪，宛如侵蚀船体的蛀虫，逐渐掏空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。

官场之中，卖官鬻爵之风盛行。官员们为了谋取官职，不惜花费重金贿赂上级，一旦上任，便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以填补买官的亏空。各级衙门办事效率低下，推诿扯皮现象屡见不鲜。贪污腐败的行为渗透到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工程建设中的偷工减料，到司法审判中的徇私舞弊，无不显示出政治体制的腐朽。例如，河工本是关乎民生的重要工程，但官员们却将大量的治河经费中饱私囊，导致黄河多次决堤，百姓流离失所。

经济上，晚清呈现出一片衰败之象。传统的自然经济在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冲击下，逐渐解体。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产品，如丝绸、茶叶等，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西方工业制成品的激烈竞争，出口量大幅下降。同时，国内的商业活动也受到了重重阻碍，苛捐杂税繁多，商人的经营成本大幅增加。土地兼并现象严重，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，沦为佃农或流民。农民不仅要承受高额的地租剥削，还要承担各种繁重的赋税和劳役，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。

在列强侵略方面，晚清更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自鸦片战争以来，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。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，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主权和领土。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，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岛，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，并赔款2100万银元。此后，《马关条约》《辛丑条约》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。中国的海关主权被剥夺，关税自主权丧失，外国商品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市场，严重冲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。

当时的社会各阶层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。农民阶级生活困苦，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，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，如太平天国运动，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地主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占有优势，但也面临着社会动荡带来的威胁。民族资产阶级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，发展举步维艰，但他们也渴望通过改革或革命来改变现状。知识分子阶层则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，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，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。

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，使中国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，也为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的崛起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。

2．少年立志：孙中山的早年经历

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（今中山市）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其家庭环境虽不富裕，但父母勤劳善良、朴实坚韧的品质深深影响了幼年的孙中山。父亲孙达成早年在澳门当鞋匠，后回乡佃耕，母亲杨氏操持家务，一家人过着节俭而又辛勤劳作的生活。这种艰苦的家庭环境让孙中山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，也培养了他对底层人民苦难的深刻同情。

在教育背景方面，孙中山接受了中西合璧的教育。他起初在村塾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，熟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等儒家经典。传统教育让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但也让他看到了封建教育的保守和僵化。1878年，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前往檀香山，投奔兄长孙眉。在檀香山，他先后进入意奥兰尼书院和奥阿厚书院学习。在这两所学校里，他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，学习了自然科学、历史、政治等课程。西方教育体系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教学方法，与传统的封建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，使他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路。

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形成深受太平天国故事的影响。在翠亨村时，他常常听太平天国老战士冯爽观讲述洪秀全起义的故事，洪秀全反抗清朝统治、建立“太平天国”的事迹让孙中山心驰神往，他对洪秀全十分钦佩，甚至以“洪秀全第二”自居。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了，但它所体现出的反清精神和对平等、自由的追求，在孙中山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。

当时的社会思潮也对孙中山产生了重要的启发。19世纪末，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，以实现国家的富强。改良思潮和革命思潮逐渐兴起。孙中山在接触到这些思潮后，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变革来拯救中国。他认识到，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，还必须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。这种思想的转变，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。

少年时期的经历塑造了孙中山的性格和思想，让他立下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志向，为他日后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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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思想转变：从改良到革命

早期的孙中山，曾对清政府抱有一定的幻想，期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富强。1894年，孙中山北上天津，上书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，提出“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利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”的改革主张。他认为，只要清政府能够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，进行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，就能够使中国摆脱困境，走向富强。这一时期的孙中山，试图在不触动清朝统治根基的前提下，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。

然而，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并未予以重视，这让孙中山深感失望。与此同时，甲午战争爆发，清政府在战争中的惨败，充分暴露了其腐败无能和封建制度的腐朽。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签订的《马关条约》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和主权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。这些残酷的现实让孙中山认识到，清政府已经无可救药，依靠它进行改良是不可能实现国家富强的，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，才能为中国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。

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，孙中山与改良派既有交往，也存在分歧。他曾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有过接触，对他们的改良主张有一定的了解。改良派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，建立君主立宪制度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。而孙中山则逐渐认识到，这种改良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。他认为，清朝统治集团已经根深蒂固，不可能主动进行根本性的改革，只有通过革命，彻底推翻封建帝制，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孙中山与改良派的分歧越来越大。改良派坚持维护清朝统治，反对革命；而孙中山则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他开始积极组织革命力量，宣传革命思想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。1894年11月，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，明确提出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合众政府”的革命纲领，标志着他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孙中山从寄希望于清政府改良到决心发动革命的思想转变，是他在对中国社会现实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。这一转变，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，也使他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。

二、孙中山的革命实践

1．兴中会：革命的起点

兴中会的成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。19世纪末，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，甲午战争的惨败和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。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封建统治的腐朽，让有识之士认识到，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，才能挽救民族危亡。同时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壮大，也为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和阶级基础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。

兴中会以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合众政府”为宗旨，明确表达了推翻清朝统治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。这一宗旨体现了兴中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，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。

兴中会的主要成员包括孙中山、杨衢云、陈少白、郑士良等。这些人大多是具有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、华侨和会党成员。他们在孙中山的领导下，积极宣传革命思想，组织革命力量，为兴中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兴中会成立后，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早期活动。一方面，他们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，募集革命经费。孙中山亲自到檀香山各岛进行演讲和宣传，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，许多华侨纷纷捐款支持革命。另一方面，兴中会开始策划武装起义。1895年，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，计划以香港为基地，秘密运送武器和人员到广州，然后在重阳节发动起义。然而，由于消息泄露，起义尚未发动就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，陆皓东等多名革命志士牺牲。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，但它是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，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次尝试，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

兴中会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开创性意义。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，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兴中会的成立，为后来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榜样。它所提出的革命宗旨和目标，成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，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。同时，兴中会的早期活动，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，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。

当然，兴中会在成立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。在海外，华侨对革命的认识和支持程度不一，募集革命经费面临着一定的困难。在国内，清政府对革命活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，兴中会的成员随时都面临着被捕和牺牲的危险。但兴中会的成员们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，他们坚定地走在革命的道路上，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不懈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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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同盟会：革命力量的整合
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分散的革命团体已难以适应斗争的需要，整合革命力量成为当务之急。1905年，在孙中山的倡导下，兴中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等多个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。此前，各革命团体虽都致力于推翻清朝统治，但各自为战，力量分散。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，只有将这些力量凝聚起来，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合力。于是，他积极奔走，联络各方，最终促成了同盟会的诞生。

同盟会以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为纲领。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明确了反清的民族革命目标，旨在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，摆脱民族压迫；“创立民国”体现了民权主义思想，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，让人民享有民主权利；“平均地权”则是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，试图解决土地问题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稳定。这一纲领全面涵盖了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个方面，为革命指明了清晰的方向。